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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和母亲吵了一架,不是什么准则性的大事,仅是观念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几天后我回到家,她却像什么都没产生过似的,问我吃饭了没,要别要吃水果。我对这么快就偃旗息鼓的冷战无所适从,笨拙地应着,连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翌日清晨,我出门,母亲此刻阳台照料金鱼。她蹲在鱼缸前,把鱼食均匀地撒在水面,头也不抬地叮嘱我慢点开车。琥珀色的晨光被窗帘揉碎,薄纱般披在她的身上,笼得她的背影愈发模糊,连带我们中间的距离都遥远起来。我忽然生出一类奇怪的失落感——学生时代的每个清晨,母亲都要送我至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合上,我才会听到关门的音响。
人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总想抓住些什么,好打消内心的不安,于是我开动翻找回忆中与母亲有关的点点滴滴,企图证明所谓“距离感”可是是我的错觉罢了。毕竟从小我就晓得,她不善言辞,把爱都藏在细枝末节里。
母亲从不说什么煽情的话,由于她觉得:“过日子又不是演戏,说如此多肉麻的话做什么?”所以幼时的我总像捧着一本无字的书——翻遍了每一页,也读不懂她的表情。直到一次旅行,我和家人走散,误上了开往邻市的船。我被找回时夜色已浓,她搂着我哭得狼狈,眼泪差不多要浇湿我整片肩头。从那天起,我才学会拨开她表面的伪装,看穿她藏在内心深处的滚烫爱意。
舒婷写母爱,“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史铁生写母爱,“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迟子建写母爱,“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老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若是要我写,我会写,“母爱是一扇门,她轻轻一推,整个世界就顺着门缝流进来”。
小时候我爱看书,她就一摞一摞地往家里搬。每当钥匙转动的音响响起,我就晓得她回来了,而且手里必定提着些什么——童话书、绘本、卷了边的旧书……那是她为我推开的第一扇门,门后藏着比客厅大得多的世界。
后来我长大了,家门前的身份就互换了。她不复匆忙归来,而是站在门口送我离开。她会把热好的牛奶和包子递给我,叮嘱我路上小心。有时也会陪我走到车站,直到公交车拐过街角,她还站在原地。再后来,我去了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每次离家时,她都要送我到电梯口,或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直到我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朋友笑骂我是妈宝女,“你总不可一辈子躲在妈妈怀里撒娇吧。”我自然明白,母亲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仅是我觉得,我们走向各自的独立应当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或是是很久之后的事儿。但那个清晨,我看着她蹲在鱼缸前的背影时,才惊觉转变已悄然产生。
心理学家们总说成长是阶梯式的,你以为它是一个缓慢的历程,可确实上成长就产生在某个瞬间——某个你忽然意念到“我不复必要被她保护”和“我不必要去保护她”的时刻。
那时她不复试图说服我,而是接纳我的想法,哪怕她不明白。那转变不象征疏远,她仅是换了一类方式表达对我的爱和拥护,给予我足够的地段。我现在感受到的距离也不是坏事,正如我渴望自由和独立,她也有权追寻属于她自己的生存。
可当晚我做了个梦:她变成我书里的一行字,永远定格在“母亲”这个标签下。我忽然感到害怕:我会不会极度依赖她,把她困在了我的世界里?她为我推开过无数扇通往世界的门,如今我却自私地将这扇门在她面前关上?
转变早有预兆。我上大学后,她就频繁往返于沪杭高铁,会忽然给我发来西湖杨公堤的晨雾,法喜寺檐角垂落的雨帘,尚有知味观现烤的龙井茶饼。这些照片总会在某个寻常的午后忽然弹出,带着她新学会的emoji表情。
家里的茶几上常摞着她从寺里请回的描红本,她爱把那些抄完的宣纸平铺在阳光下晾干,像在展示精美的工艺品。有天我发觉她抄经时开着《甄嬛传》,台词混着墨香飘满客厅,我好奇她怎么忽然看这个,她冲我眨眼:“你天天看,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我带她去做了一次美甲,起初她还推辞“这个年纪不合适”,可做完后却自己探索起了团购软件,现在成了那家店的常客。美甲师们都熟悉她的喜好:要把甲床修成杏仁形,涂上透亮的裸粉色。
零散的画面徐徐勾勒出一个新的轮廓——她不复围着我转,却顺着我走过的轨迹扩展着自己的世界。她的新爱好里总晃动着我的影子,就像我至今仍在她推打开的那扇门后的世界里前行。
那天傍晚,她又带回了两盒龙井茶饼。她一边换鞋一边说:“那家素面的确好吃。”我忽然意念到,最好的陪伴并不是谁围着谁转,而是各自向前走时,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对方留下的印迹——就像她在杭州尝到我赞过的素面,我在罗马车站看见她年轻时教我认公交站牌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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