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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和母亲吵了一架，不是什么准则性的大事，仅是观念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几天后我回到家，她却像什么都没产生过似的，问我吃饭了没，要别要吃水果。我对这么快就偃旗息鼓的冷战无所适从，笨拙地应着，连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翌日清晨，我出门，母亲此刻阳台照料金鱼。她蹲在鱼缸前，把鱼食均匀地撒在水面，头也不抬地叮嘱我慢点开车。琥珀色的晨光被窗帘揉碎，薄纱般披在她的身上，笼得她的背影愈发模糊，连带我们中间的距离都遥远起来。我忽然生出一类奇怪的失落感——学生时代的每个清晨，母亲都要送我至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合上，我才会听到关门的音响。
人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总想抓住些什么，好打消内心的不安，于是我开动翻找回忆中与母亲有关的点点滴滴，企图证明所谓“距离感”可是是我的错觉罢了。毕竟从小我就晓得，她不善言辞，把爱都藏在细枝末节里。
母亲从不说什么煽情的话，由于她觉得：“过日子又不是演戏，说如此多肉麻的话做什么？”所以幼时的我总像捧着一本无字的书——翻遍了每一页，也读不懂她的表情。直到一次旅行，我和家人走散，误上了开往邻市的船。我被找回时夜色已浓，她搂着我哭得狼狈，眼泪差不多要浇湿我整片肩头。从那天起，我才学会拨开她表面的伪装，看穿她藏在内心深处的滚烫爱意。
舒婷写母爱，“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史铁生写母爱，“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迟子建写母爱，“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老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若是要我写，我会写，“母爱是一扇门，她轻轻一推，整个世界就顺着门缝流进来”。
小时候我爱看书，她就一摞一摞地往家里搬。每当钥匙转动的音响响起，我就晓得她回来了，而且手里必定提着些什么——童话书、绘本、卷了边的旧书……那是她为我推开的第一扇门，门后藏着比客厅大得多的世界。
后来我长大了，家门前的身份就互换了。她不复匆忙归来，而是站在门口送我离开。她会把热好的牛奶和包子递给我，叮嘱我路上小心。有时也会陪我走到车站，直到公交车拐过街角，她还站在原地。再后来，我去了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每次离家时，她都要送我到电梯口，或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直到我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朋友笑骂我是妈宝女，“你总不可一辈子躲在妈妈怀里撒娇吧。”我自然明白，母亲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仅是我觉得，我们走向各自的独立应当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或是是很久之后的事儿。但那个清晨，我看着她蹲在鱼缸前的背影时，才惊觉转变已悄然产生。
心理学家们总说成长是阶梯式的，你以为它是一个缓慢的历程，可确实上成长就产生在某个瞬间——某个你忽然意念到“我不复必要被她保护”和“我不必要去保护她”的时刻。
那时她不复试图说服我，而是接纳我的想法，哪怕她不明白。那转变不象征疏远，她仅是换了一类方式表达对我的爱和拥护，给予我足够的地段。我现在感受到的距离也不是坏事，正如我渴望自由和独立，她也有权追寻属于她自己的生存。
可当晚我做了个梦：她变成我书里的一行字，永远定格在“母亲”这个标签下。我忽然感到害怕：我会不会极度依赖她，把她困在了我的世界里？她为我推开过无数扇通往世界的门，如今我却自私地将这扇门在她面前关上？
转变早有预兆。我上大学后，她就频繁往返于沪杭高铁，会忽然给我发来西湖杨公堤的晨雾，法喜寺檐角垂落的雨帘，尚有知味观现烤的龙井茶饼。这些照片总会在某个寻常的午后忽然弹出，带着她新学会的emoji表情。
家里的茶几上常摞着她从寺里请回的描红本，她爱把那些抄完的宣纸平铺在阳光下晾干，像在展示精美的工艺品。有天我发觉她抄经时开着《甄嬛传》，台词混着墨香飘满客厅，我好奇她怎么忽然看这个，她冲我眨眼：“你天天看，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我带她去做了一次美甲，起初她还推辞“这个年纪不合适”，可做完后却自己探索起了团购软件，现在成了那家店的常客。美甲师们都熟悉她的喜好：要把甲床修成杏仁形，涂上透亮的裸粉色。
零散的画面徐徐勾勒出一个新的轮廓——她不复围着我转，却顺着我走过的轨迹扩展着自己的世界。她的新爱好里总晃动着我的影子，就像我至今仍在她推打开的那扇门后的世界里前行。
那天傍晚，她又带回了两盒龙井茶饼。她一边换鞋一边说：“那家素面的确好吃。”我忽然意念到，最好的陪伴并不是谁围着谁转，而是各自向前走时，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对方留下的印迹——就像她在杭州尝到我赞过的素面，我在罗马车站看见她年轻时教我认公交站牌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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