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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6月10日电(鲍梦妮)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当日，以“请听档案说”为主旨的2025年国际档案日现场举动在浙江省档案馆举行，多位沙龙举动嘉宾经由讲述抗战档案里的传说，分享其对档案、档案与历史联系的独到见解。
2010年1月，金华市台办原主管人、史料探索行家金振林偶然发觉一份档案原料，其记录着1939年春某位主管人视察金华情况。文末的一行字引起他的注意——该主管人“听了台湾义勇队的汇报，并作出指示”。
“由于这句话，我们的团队用7年时间，在浩瀚史料中一点点剖析出台湾义勇队的面貌。”在金振林的大力推行下，当作抗战时期由台湾同胞组成，径直参加祖国抗战的数量最多、效果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台湾义勇队纪念馆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场馆、遗址名录，这也是名录中唯一涉台的抗日遗址。
为讲好档案传说、展示历史，著名作家、《江南》杂志原主编袁敏曾以父母在抗战时期的革命经历为素材，创作纪实文学《三小姐的抗战》。举动现场，她坦言，“档案就是走进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我能写出《三小姐的抗战》，源于父母留给我原料当中的一句话、一个时间段、一个地点。有了这个根基，我就去探寻、找到历史的真相。”
她分享了其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上虞革命斗争史大事记》的传说。彼时已有类似的大事记，但父亲为什么仍旧持续更正？“父亲说，‘这都是历史，不可有一点差错，我凭自己的记忆，若是不准确我就要修改过来’。”正所以，袁敏坚信，档案的征集是重要的，可是保护、探索、展示更重要。
相同以档案为灵感，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徐迅雷撰写了《桥上的茅以升》等广为流传的作业。2002年，由浙江省档案馆保管的《钱塘江桥工程档案》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那时茅以升将保存的档案交给浙江省档案馆，非常详细。我写作时只参照了一局部资料，主要为茅以升的手稿、回忆录。这给予了非常重要、真实、准确的历史情报，若是没有手稿和详细的记录，我不必定能写得这么到位。”徐迅雷表达，从遥远的历史看，档案是尘埃里开花，从现在的进步看，档案将会为整个国家的财政、民间、文明、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捐献。
从历史看现实，档案是留给后人的文明遗产。以83年前的杜立特举动大救援为例，如今其已深深镌刻着“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
衢州市杜立特举动历史探索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杜立特举动民间探索者和志愿者郑伟勇仍记得十多年前在浙江省档案馆找寻资料的情景。那时多数档案以微缩胶卷为载体，只可置于电脑一帧一帧翻看，不可拍照，只可抄录。
郑伟勇在举动现场展示起自己用以抄档案的笔记本。“上面许多红点点，都是我查到的浙江省指挥部防空监视哨。在档案馆，我查到许多与扩建衢州机场相干的往来文书档案，加之许多访谈记录，能够清晰，中国老百姓承受着日本发动的浙赣战役带来的灾难，而在此之前，中国民间人士已加深地参加这个历史事件，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捐献。感谢档案馆，让我们民间探索者能够更好地开展探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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